一、古今书籍形态的演进
我们今天看到的书籍，大部分是平装书、精装书，其特点：A、纸质的。B、印刷品。C、每页正反两面都有字。D、从左边装订。E、封面前后两页相连，书背包起来。
古代的书籍是什么样的呢？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和地下出土资料来看，早期的书籍，至少在商朝，主要有简册和帛书两种形态。所谓简，就是加工成的竹质长条和木质长条，竹质的叫竹简，木质的叫木简，一般每一简写一行字，竖着写。简的长短不一，历史记载，重要文件用长一点的简，例如汉朝人写经书（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）用二尺四寸竹简，法律条文也是二尺四寸竹简。写“传”（解释经书的文献）就用一尺二寸的简，写“记”（例如《论语》）就是八寸简，至于“符”（出入证）只用六寸简。根据重要程度不同，规定长短不同。一篇文字写好了，用许多根简，要用绳子编成册，就象竹簾子，不过竹简要宽一些罢了。这种简册平时不看时卷起来放在架上，所以古书数量单位称“卷”，“读书破万卷”，卷念四声juàn，也可念三声juǎn,捲起来的意思。帛书则是写在丝织品上的书籍文献，中国很早就有纺织技术，其主要需求是穿衣盖被，有身份的还要掛帘子，但这种织品也可用来作书写材料，更适合绘图。古代战争，对地图需求很大。帛书不用时是折叠起来存放的，帛书轻便，容易保存携带，但也贵重，一般情况下仍以廉价的竹木简为书写材料。竹木简用毛笔写，写错了用小刀刮去重写，所以刀、笔是文具中常用的配套之物，就形成了一个词“刀笔”。古人称秘书一类的官吏为“刀笔吏”，也从这个意思而来。后来又称协助人打官司的“讼师”为“刀笔吏”，意思说这种人笔利如刀，那就是后来的借用了，不是“刀笔”的本义。
除了窄而长的简之外，还有宽木版用来书写，就像今天的写字版。叫作牍。主要用于上朝奏事，称奏牍。又常常用来写信，约一尺长，所以古人称信为“尺牍”。信写好了，怕人看，无论公文还是私函，都不希望人看，怎么办呢？用另一块版盖上，这个盖叫“封”。后来有纸了，封变成了一个纸带，叫“信封”。木版封盖上之后用绳子捆扎起来，打个结，但又怕人拆开，于是在封上凿个槽，把结打在槽上，再用一种特制的泥把结糊上，正好填满那个槽，不过这还可以拆开再糊上，于是又在泥上加盖印章，这种加盖了印章的信封上的泥块，叫作“封泥”，出土了不少，是重要的文物。上面的印文是重要的历史资料，也有一定的艺术价值。
简册在我国使用的时间很长，到公元四世纪我国东晋时期才正式废止，如果上推到商朝（公元前17世纪建立）的话，也有大约二千年之久，实际情形还要长。
简册是被纸取代的，中国人发明的纸对世界文明是了不起的大贡献，西汉就发明了纸，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正式取代简，为什么轻便价廉的纸没有立即取代笨重的简呢？这个问题就复杂了。任何一种新生事物，被大家接受，都要有个过程，不是物质问题，而是思想问题，是习惯势力在作怪，这种保守势力已深入到生活和灵魂深处。比方说你的一个同学当了学生会主席，你会怎么反应呢？你会说：“就他？”至于真正从心底里心悦诚服的人，就难说有多少了。这种心理也有正反两种作用，一是不服气，可以促使你去努力赶上；二是盲目轻视他人，看不见他人的长处，会大大阻碍自己的进步。我想后一种力量是可怕的东西，应当清醒地认识它，尽量克服它，至少不要让它恶性膨胀，否则害人害已，十分不利。
在纸张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以后，其形态仍有摹仿简册的意思，比方说把纸一张一张粘接成长条，有的达几丈长，然后在一头粘上木轴，捲起来，另一头加上一根带子，带子上加个牙签，捲好后用带子缠牢，用牙签别上，这样一种捲起来的书，叫“卷子”。唐朝的书基本上都是卷子，敦煌出来不少，有几万件。卷子很长，阅读时边取开边看，另一头就不得不跟着捲起来，一头取开，一头同时捲起来。看完了再从木轴一头捲，另一头则随之再取开，最后恢复原状。麻烦得很，假如是一部字典，例如《玉篇》、《唐韵》，这个字又在书的尾巴上，那就得全部取到头，看完再捲上，确实麻烦。所以人们想出个办法，把这长长的纸条一反一正折起来，成为一个长方形的册子，就是人们所说的“折子”，从书籍装潢上说叫“折装”。因为后来折装这种形式长期用于佛经、道经，所以又叫“经折装”。经折装翻阅方便，但也有麻烦，容易折断。断了就成了散页，如果把散页装订成书，那就与今天的书有接近之处了。
唐朝人就开始把散页装订成书本，但到宋朝才普及。这种书本有“蝴蝶装”，版面向内折叠，多页理齐，从折叠线处加糊，外加封皮，连背裹起，粘牢，就成了。与今天的平脊精装书也许接近些。这种单面印刷的书，当你翻到带字一面时，左右两页全有字，再翻一页，则左右两面都是无字的背面，有一定的不美观处，浆糊也易散，易脱落。所以人们又想起了另一种装订，“包背装”，这种方法是版面向外折叠，然后由多页组成一本，理齐，在版面以外空白之处，即书的右侧打孔装订，用一头细一头粗的纸捻子，细头穿过孔，用力从细头拉，纸捻子越来越粗，就固定牢了。用木锤把纸捻锤平，外面上封面，与今天的平装书一样。不过每页都会有字，没字的一页被装订在里边了。这种包背装流行于元朝和明朝前期，是一种很好的装订形式。不知为什么，在明朝中期被另一种新装订方法取代了，这种新方法是“线装”。线装折叠方式与包背装一样，也要把一本书用纸捻子先订牢，然后上封面。封面改为前后两个单页，大小与书本相同，这样书背就不用包住了，而是露出内文纸，就是说线装书从四个侧面都可以看到内文纸。这前后两张封面加上后，从书的右侧，也就是纸捻子装订的那一侧，打四个孔，用线缝起来，就成为线装书了。
古书是配有书套的，比如卷子，大约每十个卷子配一个书袋子，这个袋子叫“帙”。“卷帙浩繁”这个成语比喻书多，就这么来的。宋代以来有了书盒，一般用硬纸版外面裹布，糊成盒套，叫函套。加帙或套，都是对书的保护。
线装书在清末民国年间逐步被外国传进来的平装书和精装书取代了，现在还有个别地方生产线装书，已不是主流了。
二、中国古代的藏书传统
书是知识的载体，是供人阅读的。甲骨文、金文不是供流通的，充其量是皇家贵族档案，所以还不能叫书。孔子教学生用的教材是五经：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。这些是典型的书，其他方面比如医学方面的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，虽说不一定是黄帝、神农作的，但至少说明这些书很早，它们确实是一种知识的载体，是书，是供人阅读或研究的。战国时期有位学者叫惠施，历史记载有“惠施多方，其书五车”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的话，惠施有五车书，究竟是他的著作有五车之多，还是藏书有五车之多？没说明白。那时车箱小，竹简木简又笨重，五车书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多，如果今天五车书，不得了。所以两种理解都可以，后人说“学富五车”，就这么来的。还有一位战国时的学者叫苏秦。苏秦、张仪都是纵横家，到处游说，搞军事联盟。据说苏秦曾游说几年，一事无成，回到家里被他嫂子耻笑，说：“人家种地、做买卖，都能有收益，你卖嘴皮子，落到这步田地，不是应当的吗？”苏秦认为是耻辱，于是把他的书翻出来，摆了几十箱，从中发现了《太公阴符》这部书，发愤研读，困了要睡觉，就拿锥子刺自己的大腿，血流到脚根，古人讲“头悬梁、锥刺股”，这锥刺股就是说的苏秦（头悬梁是汉朝孙敬发愤读书，困了，用绳子把发髻悬在梁上）。他在家里研究游说谋略，居然摆出几十箱子书，了不起。比惠施、苏秦更早的是孔子，当然家里也会有不少书，只是没有具体记载。还有春秋时的老子，曾是周王朝国家图书馆的管理者，叫“柱下史”。可见先秦时期已有不少私人藏书家，国家藏书也有专门机构了。
汉朝以来，历代王朝都有国家藏书，汉武帝时鼓励藏书，国家藏书堆积如山，历史上的隋、唐、宋、明、清各朝，都以丰富的国家藏书留下盛名。不过，那时国家藏书是供帝王及其大臣用的，普通人用不上，不像今天的图书馆，对外开放。一般读书人都靠自己买书，朋友之间借书。中国私人藏书家很多，有不少感人的事迹，东汉大文学家大学者蔡邕，在当时是一位大藏书家，晚年就把藏书送给青年学者文学家王粲。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，后起之秀。蔡邕的这种行为，后人称为“蔡邕之赠”，是个典故。南宋初年四川转运使井度，晚年把藏书送给了自己的部下，年青的学者晁公武。王粲和晁公武都是山东人，看来山东人勤学厚道，所以他们喜欢把书送给咱山东人。
北宋汴梁城有个高官宋敏求，家里藏书二万卷，校勘特别精细，错误很少，所以别的读书人喜欢在他家住的春明坊一带住，原因是向宋敏求借书抄书方便。元朝大书法家大画家赵孟頫，藏有宋版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，精美绝伦，他特别喜爱，就把自己的像画在上面。到了明朝中期，著名文学家王世贞卖掉一处庄园高价买下了这部书，也把自己的像画在上面，后来为还债，又把这部书抵押出去了。明朝末年，大文学家钱谦益同样高价买到这两部书。钱谦益当时是全国头号藏书家，藏书楼叫“绛云楼”，后来绛云楼不慎失火，藏书几乎全军覆没。所幸两部宋版书在这之前已经因为经济困难卖掉了，逃过了一劫。这部国宝级古书，展转进入了清代皇宫，成为乾隆皇帝最喜爱的古书之一。乾隆皇帝曾把宫廷藏书的精品四百部集中收藏在乾清宫昭仁殿。昭仁殿原是乾隆的祖父康熙休息的暖阁，乾隆不敢在那里休息，就变成了善本书库，并且亲笔题一块匾“天禄琳琅”。“天禄”是汉高祖刘邦的藏书处，萧何建的，叫“天禄阁”，这里借用这两个字。“琳琅”就是琳琅满目的意思。乾隆认为这部赵孟頫旧藏的宋版两《汉书》，是天禄琳琅藏书之冠，他也同样把自己的像画在上面，并且题了诗，盖上了他自己的印章。乾隆在位六十年，就让他儿子接班了，自己当太上皇，当了四年，也就是嘉庆四年去世。在乾隆皇帝当太上皇的第二年，也就是嘉庆二年，乾清宫发生了火灾，与乾清宫紧挨着的昭仁殿一齐被焚，化为灰烬，这部国宝两《汉书》也就从此绝迹人间了。
中国古代毁的书太多了，南北朝时期，南朝梁代最后的皇帝梁元帝，他在被敌人包围，快要完的时候，把心爱的藏书15万卷，一把火烧了，他还想跳进大火同归于尽，被人拉住了。
1900年（光绪二十六年）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，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翰林院被人放火，大火冲天，藏在翰林院无数书籍，尤其是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四库全书》底本，基本上是灭顶之灾。
1932年上海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日本飞机轰炸闸北，商务印书馆化为灰烬，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当时我国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片纸不留，其中大量古书珍本，永远消失了。
一方面是一星一点、辛辛苦苦地收集，一方面则是撕肝裂胆的毁灭，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就是这样延续到现在，中国文化也同样是在极尽曲折中发展到今天，许多前人用心血写成的著作消失了，但也有数十万种书籍躲过劫难传下来了，这些书籍得以传世，不能不归功于历朝历代无数的藏书家。有人称收藏家为“玩物丧志”，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，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保护神，我们应当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。
三、当代藏书应注意什么
古代藏书家大都为读书而藏书，但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，就有大量以收藏珍贵古书为目的的藏书家，前面说的赵孟頫、王世贞、钱谦益，以及乾隆皇帝，都是特别注重文物性古书收藏的，那么文物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？
首先，抄写和印刷时间要早，唐五代时期的写卷，宋代元代的雕版印刷书籍，明代的也可在内。随着时代推移，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的印刷品，也同样是珍贵文物。
第二、名家手稿。
第三、名家批校题跋的本子。如钱谦益、黄丕烈等人题跋批校的。
第四、名家抄本。著名人物或藏书家花钱抄写的本子，这些本子往往写本精工，而且底本来源难得，有的甚至为影抄宋本元本。
第五、特殊形式的印刷品，如古代木活字本，古代套色印本。
第六、罕传本。有的时代不一定早，也不一定出于名家批校题跋，但极为罕见。
以上六个方面的本子，文物性都比较强，一贯受到历代藏书家重视。
在近一百年间，中国古书的生存方式有了很大变化，绝大部门私家藏品化为公家藏品，例如晚清四大私人藏书家，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、聊城杨氏海源阁、杭州丁氏八千卷楼、归安陆氏皕宋楼，这四家藏书，瞿氏书主体部分归北京图书馆，地方文献归常熟市图书馆。杨氏书珍本部分主要归北京图书馆，明清版本归山东图书馆。丁氏书归南京图书馆。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卖给了日本静嘉堂文库。民国时期大藏书家刘承干嘉业堂，其藏书归前中央图书馆，去了台湾。李盛铎木犀轩，其藏书归了北大。傅增湘双鉴楼，藏书主体部分归了北图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周叔弢先生自庄严堪藏书捐归北图。郑振铎藏书捐归了北图。潘宗周宝礼堂藏书捐归北图。陈澄中藏书售归北图。常熟翁氏藏书捐归北图。如百川汇海，汇入国库。对这些书的保护和利用，都大有益处。
那么，大部分宋元刻本抄校本都退出了流通，市面上连一般线装书都看不到了，别说珍本秘籍了，中国私家藏书文化是不是就终结了呢？我想肯定是不会终结。我们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藏书。比如明代中期一位官至兵部侍郎的宁波人范钦，在家乡建了一座藏书楼，叫“天一阁”，这是海内最有名的藏书楼。范氏当时收藏什么呢？收藏别人不重视也不值钱的地方志，收藏登科录，收藏野史笔记，各家诗文集等等。可以说以当代文献史料为主体。可是到民国年间，范氏天一阁部分藏书流到市面时，却十分昂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书成为史料价值高而十分难得一见的东西。这就得佩服范钦当时的眼光了。再比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上海工业基地从南方运来大批造纸原料，就是废纸，结果其中大量古书，主要是家谱，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带领一批同事日夜在化浆池边抢救。后来在改革开放后，出现了“寻根热”，海外回来寻根的很多，靠什么寻根呢？靠家谱，有的图书馆已经把家谱烧掉了，山大就是这样。上海图书馆呢？成为全国收藏家谱最多的一家，你说自豪不自豪？这是顾廷龙先生的远见卓识。人弃我取，这是范钦和顾廷龙的共同点。当然这要有学问，不是什么东西人家扔了我们都捡。我认为目前值得收藏的东西有以下几类：
1、现代当代著名学者、作家的手稿。
2、现当代著名人物的信函原件。
3、现当代著名人物著作的初版、初印本。如鲁迅《彷徨》的《乌合丛书》本。郭沫若《前茅》的创造社本。
4、清末、民国年间初次印行的线装书，无论刻本、石印本、排印本，只要是该书的第一次出版，即可收藏。如赵万里《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、黄孝纾《匑厂文稿》等。
5、近现代家谱、地方志、地方文史资料。
6、近几十年间民间的私人信件。
7、水平较好的年画。如天津杨柳青，潍坊杨家埠年画。
8、时间虽近但印制精美的线装书。如《中国版刻图录》、《中华再造善本》。
9、时间虽近，但印制精美的平装书和精装书。如2005年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出版的《近代词人手札墨迹》。2000年上海书店出版的《古籍稿抄校本目录》等。
10、特殊史料。如抗日战争史料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史料。这类史料要注意其原始性，即当时出版或抄写的。
当然这十个方面还不全，而且次序上也没经过仔细排列，但从这些方面留心，大部分情况下是力所能及的，长远看则具有历史意义。
那么，对于自己的收藏品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？或者说买来之后如何“藏”呢？这也是藏书之道，我想也有几个方面：
1、装潢修补。如果藏品破烂，要请专门修补古书的人修补，单页要托裱。
2、配盒或函套。
3、加盖印章。适合于纸质文献。印章要讲究，一般是细朱文，小篆，印要小，必须找内行刻印，印泥也要用硃红色。
4、当代出版物，如果发现上面有错字，不要直接涂改，要在错字下边或旁边，画个小三角，再在书眉空白处写个正确的即可。不要把错字圈起来再划一条线到书眉。过去把红色涂改的叫“火枣糕”。红笔拉线涂改的叫“赤练蛇”。都是不可取的。有了心得可写在书眉上或书前书后，但要慎之又慎，什么“好！”“妙！”之类的废话不可往上写，确有心得，才往上写，字要工整。实在不行就写在一张宣纸条上，夹在书中，或稍微加点胶水粘在书眉上，总之以不污染书为好。
5、可以加跋文。跋文可以写书的来历，或者写个人读书的体会，可以先打草，再往上写，以免错了涂改。真写错了怎么办？也不要涂，前人有个办法，如果写完这个字马上发现错了，就在字旁加两个或三个小点，然后在下面写正确的即可。如果写完了检查出错来，就在错字旁加两到三个小点，在跋文末写上正确字即可。平时做书法也是这样。我们夸奖有的人文思敏捷，“文不加点”，什么意思？不是不加标点符号，而是一气呵成，没有错字涂改。如果字写得不太好，可考虑不直接写上去，而是另找一张纸写了夹在书中，纸也要讲究，可用硬笔书法加宣纸，不洇。
盖印、加跋、批校都是历史上藏书家的习惯，可以留下你收藏过的痕迹。雪泥鸿爪，是很有意义的。但其中讲究很多，不可不知。托装、加套则是保护措施。
6、编目录。藏品多了，可编制目录。目录极讲究，包括每一件东西的命名、定性、分类、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前面介绍赵孟頫藏前后《汉书》，已于嘉庆二年烧掉了，如何了解情况呢？我靠的是乾隆年间宫里编写的一部书目《天禄琳琅书目》。如果当时不编目录，那就难办了。从历史上看，收藏物是有聚有散，很少有百年不散的。散了不要紧，换换主人，东西还在世上，最怕水火虫鼠毁坏。但东西散了，成了过眼云烟，有些可惜。办法之一，是适当时机为自己的藏品编一份目录。藏品不够多也不要紧，仍然可以编，发表在杂志上或者登在网上，总可以留下来。百年之后，人们通过目录想见你当年收藏文物的盛况，也好对你的保护文献的功劳表示无尚的崇敬！
